纪录片《知青》“最好的观众是知青的子女”
时间：2012-06-14 07:53:48 来源：东方早报网 作者：黄小河
　据了解，大型纪录片《知青——生于五零年代》最终完成版为20集，每集30分钟，将于12月与观众见面。同时，新媒体网络平台也将同步播出。早报记者在电视剧《知青》播出之际专访了纪录片总导演曾海若。父母皆为知青的曾海若坦言，“拍这套片子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说白了，是因为我父母，就是因为上山下乡他们才谈的恋爱，然后才有了我，所以没有知青这段生活，也就没有我。”

　　“知青就像红旗下的蛋”

　　东方早报：拍摄关于“知青”的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？能简单介绍下筹备过程吗？

　　曾海若：这个初衷其实有好几个。首先，“五星传奇”和“山东影视”一直有合作，之前他们在筹备电视剧《知青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起聊过。电视剧的编剧是梁晓声老师。有电视剧在先，我们就有了疑问，很想知道电视剧里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到底有没有这样真实的事情？这个是直接原因。另外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一直对中国历史、尤其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非常感兴趣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它的成长史。《我的抗战》表现的是中国的普通人在十几年的抗战中是如何走过的，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知青这个群体是我非常感兴趣的，因为我父母都是知青，从小就特别受到这个影响，说白了，是因为我父母，就是因为上山下乡他们才谈的恋爱，然后才有了我，所以没有知青这段生活，也就没有我。（笑）从小我就参加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知青聚会，所以对这个题目，我是有天然的兴趣。还有一个原因——也许算不上是初衷，我们自己对知青这个群体，除了上一辈的原因，也非常想要了解，他们大部分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，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新中国（的见证者），他们就像是红旗下的蛋。以他们的视角，可以是观察我们国家命运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角度。

　东方早报：虽然是个人口述史，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跨度较长，地区遍布全国，主要从哪几个方面来梳理这个跨度呢？目前在海外生活的“知青”会涉及吗？

　　曾海若：没错，知青有一千多万人，人数众多，几乎遍布全国各地，这个难度很大。我们希望做的（角度）是普通人，我们希望知道普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是怎么样生存下来的，所以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。从范围上，还是从地域上来分。我们选取了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知青，比如说东北、陕北、云南，这三块的知青是一个重点，当然还有内蒙古、新疆建设兵团、海南等地的知青都会涉及。从人物上，我们的采访（对象）并不想仅限于知青本身。虽然主要关注的是知青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关心接纳知青的人。因为长久以来，我们都会强调知青有多委屈、有多苦，却忽略掉了各个知青点的当地农民，包括那些农场职工。那些当地人是怎么想的呢？知青下乡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而那些贫下中农对这些人是怎么看的呢？知青说去就去了，说走就走了，他们去的时候有的连农具都不认识，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对于那些农民来讲，他们怎么面对这些孩子？最后又如何做的呢？所以，我们做知青这个群体，实际上不仅仅是知青，实际上做的是与知青那段历史相关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。你所提到的海外知青当然有涉及，包括北京、上海的知青，比如北京四中出来的，学有所长的都出国了，当然也有近期回来的。我们这套片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，内容不会仅限于知青年代，当知青前的和成为知青后的时间段我们也非常感兴趣。

　　的的确确，知青生活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。比如我爸我妈，首先他们因此有了一个家庭，他们后来的工作，他们的朋友、圈子都和知青是紧密不可分的，知青生涯到底对他们产生了什么作用？为什么知青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？有的人扎根在了农村；有的人1977年重新参加高考，就考上了大学，后来就留学了；有的在知青年代就显示出领导才华，后来当了领导。这些现实后面的真实情况都是我们想要挖掘的。实际上我认为，研究知青这个群体，是很好地考察我们当代中国的方式，因为这些人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，事实上已经可以为他们的人生做一个总结了，而观察他们的这段历史也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。

　“不仅限于怀旧层面”

　　东方早报：知青作家梁晓声作为总顾问，一定从细节上给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不少建议吧？前期在哪个问题上讨论得最多？

　　曾海若：没错，梁晓声老师对我们的这套纪录片的帮助很多。并且在前期帮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知青的名单。当然他最强调一点——我也认为这点也很重要，他说，能否不要总是强调知青怎么吃苦啊，知青怎么劳动啊，不要把那些表面的生活作为重点来说，因为已经说得太多了，而且并没有说到核心上！真正正面的思考和分析知青对于今天的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因为那些年，它代表着一些巨大的数字，人多、时间跨度长。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梁晓声建议我们不要仅限于那些怀旧层面、想象层面、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，一定要深入进去，探究真正的原因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为什么会使用和电视剧《知青》套播的运作方法？

　　曾海若：其实这个想法早就有了。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，当时就想着和这部电视剧同时推出来，然后做出一套关于滇缅抗战的纪录片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来，但这种套播的概念就存在念想当中了。说实话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一种做法，之前的纪录片都不是特别景气的。拍摄制作工作都只有电视台来发起，很难有市场。后来我们想到了这个办法，因为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程度比较高，也是比较大众化的产品——当然前提是这个电视剧是个高品质的电视剧，它关注的内容是有高度且有深度的，我们的纪录片才有可能与它结合。当观众看过这个电视剧之后，他肯定希望知道电视剧背后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，真实的情况又如何，我们的纪录片这个时候就是承担了这个功能。所以严格来讲，《知青——生于五零年代》确实是我们套播概念的首次成功尝试。

　　东方早报: 现在电视剧《知青》已经播出，而观众的反应还是褒贬不一，有人甚至打电话到电视台，认为电视剧中的知青生活并不真实。这点你怎么看？另外，你刚提到拍摄对象并不仅限于知青本身，那么一千多万知识青年，加上那么多相关人士，摄制组要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0位拍摄对象，这样一个大海捞针的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呢？

　曾海若：电视剧的创作还是一个艺术上的二度创作，它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，当然我认为，从1950年代到现在，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电视剧中的情节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假，这非常正常。因为事实我们并不清楚，有可能实际情况比那个还要假！（笑）我们这一次就会挖掘出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、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故事。而这个关键，就是选人。实际上片子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些印象深刻的人。而且这些拍摄对象要能够讲出和你以往听到的不一样的故事、你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故事。对此，我们有几种选择；首先我们会找一些知青方面的作家、专家、学者，先推荐一些典型的知青，比如专门研究知青史的刘小萌，四川作家邓贤，尤其是梁晓声老师，他是总顾问。

　　当然这些是不够的。因为知青在全国有很多网络，根据每个地方插队的不同、每一届的不同，组织成很多的小群体，这些小群体中都有积极的组织人，我们会到全国各地找这些小群体组织人，然后把我们的想法提出来，他们会进一步给我们新的推荐，他们会知道这个群体里谁更加有意思，谁的命运更加曲折，这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帮助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会派人下去做大量的调研工作，这个工作是非常庞大又复杂的。虽然我们在定义上说的是100人，其实远远不止。

　　“筛选拍摄对象很困难”

　　东方早报：你觉得拍摄的难点在哪里？有没有令你感动的故事？

　　曾海若：其实并没有太多困难，只不过对于采访组而言，筛选拍摄对象非常困难。他们在前线的人现在都很崩溃，每天连轴转，从一清早一直拍到晚上，总觉得漏了这个也不行，漏了那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叫困难，应该叫苦恼。很多被采访的知青都是头一次接受媒体访问，他们刚开始面对镜头的时候，都是抱有怀疑心态，他们会想，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，是不是拿知青的事情当一个噱头，有些人甚至很抵触地说，“你们别找我，有愿意说的，你们去找他们去！”很多被那段历史受到巨大影响的知青其实并不愿意说，你需要一点点和他们接近，和他们交朋友。我们采访组里有一个人是知青，当然他是知青里年龄最小的那一拨人，他和他们就很有话题，经常是采访时，两个人都在哭。

东方早报：你曾说要把纪录片拍得和电影一样好看，在《我的抗战2》中，加入了大量的动画，使故事变得非常生动，这次《知青》有没有使用特别的后期制作手段？

　　曾海若：在《我的抗战2》中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也得到了很好的成效。在《知青——生于五零年代》中，我们也会在后期制作时使用一些特别的手段，比如说动画的使用，会用到在今天看来都很有意思的知青年代的元素，你能看到那种带有鲜明特定历史时期特色的宣传标语，以及特别阳光有朝气的人物，这种宣传画其实也是“文革”绘画，另外，知青时期有大量的歌曲，很多知青回忆起那个年代基本上最先出现的就是歌曲，我们在拍摄过程中，知青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唱歌，知青年代的歌曲也是我们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法，虽然我们做的是口述类的东西，但最终还是要呈现出一个个的故事，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故事做得更电影化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是否会有些特别的关于1950年代的珍贵影像资料？

　　曾海若：当然，影像资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你会看到，那些过去的影像资料是一片美好，充满力量和热情的。我们还收集了很多图片。当你看过那个年代的影像之后，你再去听这些人的叙述，你会发现你漏掉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其实也很想找到一些，唯美之下特别不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也找了国外拍摄的一些关于那个年代的影像资料。

　　东方早报：“劳动”、“伙食”、“书”这样简单的节目标题，是我们从细节中了解了一个时代最直接的方式。通过采访拍摄，能否概括一下“知青”这个群体带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？

　　曾海若：身体上的苦在最初的一两年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无事可做，这件事情对很多知青还是影响很大的。他们正处于发育的阶段，正处于最需要吸取知识的阶段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书太宝贵了！所以书成为很多知青回忆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几乎所有的知青都会回忆到看书这件事情。他们能够想到一堆关于书的笑话。而且书都是没头没尾的，因此有的人因为这些没头没尾的书，变成了作家。因为他们要去想象头尾究竟是什么样的。另一方面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并不一定就能帮助生产，他们对于当地的农村和生产队来说也许是一种负担，所以我也特别想做那些农民的采访，我特别想知道那些农民到底怎么看待知青的，这些年轻人说来了就来了，于是村里人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，没吃的时候他们还偷东西，形势一好的时候，他们就走了，而且有些人走得非常决绝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是村子里的人，你会怎么想？实际上，知青这个群体，是非常复杂的，绝对不能用简单的一种方式来概括它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立刻有一堆的例子来否定前边的例子。

所以我认为，这套片子最好的观众应该是知青的子女，甚至是和当年的知青一样大的孩子，十七八岁、二十出头的人，片子里的年轻人，应该是他们爷爷辈儿的人，看一看爷爷是怎么成长起来的，经历过什么，所以这也是一个人年轻时的故事，成长的故事。我做《我的抗战》的时候，想法也是这样的，我并不是想一定让你铭记历史，《我的抗战》也是讲的一群年轻人的故事，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当年也是十七八岁，最多二十出头，他们也是正值青春的时候干的这件事情，知青也是一样的，这两个群体并无差别。不同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，承担重大历史变革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年轻人，辛亥革命时，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平均年龄，抗战的时候也同样，所以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青，我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