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赛德克·巴莱》在台湾成功是因为台湾电影界的默契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陈儒修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《赛德克·巴莱》终于在大陆影院公开上映，这部去年在台湾取得高票房的史诗大片在大陆似乎遇冷。尽管媒体给予很大热情，但普通观众仍然宁愿选择《复仇者联盟》那样的好莱坞大片，而不是《赛德克·巴莱》这样的台湾大片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“这一点都不奇怪，‘赛德克’在台湾大卖，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档期的光，而且台湾电影界也不允许它失败。”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陈儒修对早报记者说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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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《赛德克·巴莱》剧照。道泽群屯巴拉社头目铁木·瓦力斯（右）与日本巡警小岛源治（左）一直保持友好关系，但公学校冲突事件发生后，小岛强迫铁木·瓦力斯出兵协助日方讨伐莫那·鲁道，后者挣扎之后同意了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台湾电影界的默契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《赛德克·巴莱》在大陆上档以来电影票房不是太理想，这跟它在台湾的表现反差很大，你怎么看？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陈儒修：我觉得不是很意外，这与两岸关系和历史问题没有关系。《赛德克·巴莱》在大陆上映的时候，正好遇到几部好莱坞大片的夹击，这就很难在票房上有所突破。就算在台湾也是这样。我们回到2008年的《海岛七号》，它当时上映的时候，正好是《蝙蝠侠前传2：黑暗骑士》快要下档的时候，后面也没有强势的好莱坞大片，这部片子很幸运地避开了好莱坞大片，这是它获得很好票房的重要原因。否则让它跟好莱坞硬碰硬，真的很难说能有好票房。同样回到2011年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当时台湾电影界有个默契，就是大家主动避开这部电影，给这部片子最好的放映档期。这是有客观环境配合这部片子的上档。所以从商业角度讲，这部片子（在大陆）没有取得好的档期，没有很好票房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魏德圣说他拍了《海岛七号》后，就用赚的钱拍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这其实有些“事后诸葛”，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《海岛七号》会成功。大家有一个共识，这部电影不能失败，否则台湾电影工业会垮掉。《海岛七号》成功的2008年，台湾国语片票房占电影市场的12%，之前不到2%；2009年，台湾没有国语大片，结果国语片占台湾电影市场跌至7%；2010年因为《艋舺》，国语电影超过了10%，当时大家有期待，台湾电影的春天来了。因为有这个期待，大家都觉得《赛德克·巴莱》不能倒。大家有默契，接受它的小缺点，容忍它的长度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这部片子定位为台湾电影、史诗电影、动作电影、台湾特定电影，这都有很多讨论，对于很多只是为了娱乐的观众，他们不理解也不去看是很正常的。台湾很多人、尤其是女性观众，也真的不想去看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杀戮情节。这跟魏德圣前一部电影《海角七号》不一样，后者是一部合家欢电影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以后，在学术界有哪些讨论呢？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陈儒修：我们有很多讨论。在这一两年中，在相关的电影研讨会上，可能会陆续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。讨论中，首先集中在史实方面，在历史中，莫那·鲁道很早就死掉了，但魏德圣为了让他有戏，让他撑满电影，做了许多改变和调整。从这个部分看，这不是真正的史实电影。但电影制作方的辩解是，这只是电影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这部电影毕竟涉及历史和政治，有没有争论，把这部电影扯到岛内的政治生态讨论中？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陈儒修：倒是没有蓝绿这样的政治生态议题讨论。大家主要回到历史史实——少数民族与日本人抗争的过程。倒是有些朋友不忍心、不愿意看到少数民族小孩去杀人的场景。但从少数民族文化看，电影里的小孩也说，“我们不能做现实生活的朋友，我们去做彩虹桥的朋友。”从我们汉人看，不能理解这种对生命的想法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另外，我们会摆脱历史考证，看这部电影是否能被定为史诗。因为台湾过去30年都没有这种电影，看他如何兼顾娱乐性和叙述结构，有一定对历史的思考。很多朋友认为，他控制得不太好，到了下集的时候电影松掉了。尤其到了最后，死掉的人汇集在彩虹桥，很多人都笑了。而且我看得也很累，到了下集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就电影技术层面看，我们会指出这些问题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魏德圣缺乏观点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这是一部历史片，有没有关于历史观的讨论？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陈儒修：这种讨论比较少。魏德圣也说，他会尊重历史。我们也看到他在电影里没有偏袒日本人或者少数民族，两边都有好人，两边都有坏人，两边都有不对的地方。这也是他被攻击的地方，从台湾人的观点还是认定日本人进行了屠杀。他的历史观没有刻意去偏袒哪一方，这是他的好处，也是他的缺点。缺点就是，他没有观点。因为雾社事件在台湾是有定论的，就是日本人的屠杀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现在的台湾，无论蓝绿都向前看，不太向后看。抗日对台湾的意义并不大，所以魏德圣把这部定位为史诗电影，就是架空于台湾过去百年历史和现实议题，无法讨论台湾与日本的关系。台湾的哈日现象也是很严重的。在台湾，历史是缺失、失忆的，现在年轻人也不太关心，他们关心的是高中时的怀旧历史，所以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会大卖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期待是想把它与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比较，因为这两部电影都触及了台湾近代史上的两个伤疤，“二二八”（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事件，以及其后3月至5月间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屠杀台湾人民）和雾社事件，结果大家感觉很难比较。这是题材原因还是导演原因？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陈儒修：两者都有。侯孝贤的视野更加广一点，他从林家四兄弟故事反映台湾的历史悲情，从小看到每个人不同的生命体验、每个台湾人不同的感受。所以受到的震撼很强烈。而雾社事件涉及少数民族，它的历史已经被定位了，不像“二二八”还那么暧昧。“二二八”至今还会被用来作为蓝绿、本土与外省、民进党与国民党等关系的议题讨论。到了《赛德克·巴莱》已经定案了，魏德圣也不会提出一个新的历史观。而且《悲情城市》拍摄于1989年，台湾才“解严”两年，所以这部电影在当时还是大胆和触碰了禁忌的，而《赛德克·巴莱》只好被定位为史诗和动作大片。tXH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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