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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我们还带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，主要人物，都是不见面的。政治领袖跟灾民、跟日本军队是不见面的，美国记者跟日本人也是不见面的……按说在一个戏剧里边，如果主要人物相互不见面的话，这个事情是不成立的，它得有具体的矛盾冲突，但都没有。所以当时我跟小刚也很犹豫这个事情，最后商量的结果是，别人看来是不可能的，但可能这个作品的价值本身就是他们不见面，好就好在不见面，它就出来了。j4R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所以这个电影拍成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，但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第一是把这么一个题材的小说改成电影，是不可能的。另外剧本本身也是不可能的。还有，19年拍一个电影按理说还是不可能的。把三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可见付出努力的大小。j4R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原型？j4R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刘震云：很多。不是说他的故事你直接套过来就可以用，更重要的是灾民的态度。比如说在《温故一九四二》里面有一个老汉，叫郭有运，他带一家子人出去逃荒，逃到山西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都死了，他说，“我这图个啥呢？早知道我就不逃荒了，不逃荒了一家人能死在一块，现在死得七零八落”。这时候我就觉得，他一定超越了关于逃荒的事本身，他可能是一个哲学家，逃荒是为了让人活，怎么逃着逃着全死了。郭有运就是老东家原型。老东家最后就是家人死完了往回走。j4R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东方早报：在小说里你对郭有运的故事的讲述特别有意思，你好像一直是抽离的态度，要把自己绕开。j4R上海之声-美好观察
刘震云：你说这个特别好，这是我和小刚在19年中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：作者和导演最好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态度。没态度的话你可以说是一种超然，另外也可以说是更深入。这时候他的态度是谁的态度呢？其实是灾民的态度。人物的态度就是作者跟导演的态度。好像一个演员说他的表演好不好，其实真正好的演员不是塑造了一个好人物，而是没有表演，没有他自己，是无我之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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