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和很多的一家老少三辈坐在诊视门外的过道上，椅子上早都满满的人。天气是11月，特别冷，楼道里没有暖气。早晨那么早排队挂的号，竟挂到了40多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上，但是不能再往家里折腾孩子了，万一再受了寒严重了，可怎么办?”邓敏讲述着。

　　“我都急哭了，但是看着那么多默默等待的家长，他们为了孩子都在默默等候，母亲也低声地劝我。”邓敏想到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地方不多建一些和北京儿童医院差不多的专科儿童医院。如果多建一些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挤到这个专科的大医院来了。“中午小泓辉的午饭好办：牛奶。排队的人纷纷到楼道外面几步路的小饭摊去没一些简单的吃食，很多人还生怕去晚了买不到。”

　　医生给看病实在是没有几分钟，医生非常有耐心，虽然没挂上专家号，但是这普通号也是位40多岁非常有经验的医生。医生给看完病，一家老少走出诊室。

　　门外排队的阵势，依然是密不透风的长龙，人们那份耐心，让邓敏觉得透不过气来。她没带挂药瓶的钩子，因为是第一天没有经验，小护士好不容易誊出手四下找了一下专门用于挂药瓶的架子，没有找到。邓敏和父母于是轮流着用手举起药瓶。70来岁的父母，手举着药瓶，身体在尽力保持着平稳，眼睛疼爱地看着小外孙，格外地耐心。

　　5个小时，点滴终于输完了。“明天一定得带上个钩子。”邓敏心疼父母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

　　等给小泓辉输完了点滴，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。明天还得按照医嘱，继续去打点滴，但是必须得去重新排队，老父亲还得起个大早。邓敏理解地说：“这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科学和严谨的地方，决不会给孩子乱开药，剂量是非常严格的。”

　　她说：“如果让小患者们复诊，第二天一定是医生忙不过来，医院已经不小了，医生也不少了，可是病人太多了，医院和医生实在招架不了了，所以病人和家属多费事，迂回一些，医生也就能誊出手来了”，“医院也是无奈。如果医院再大，医生再多，医院也能多创收，医院也就不会再让病人瞎折腾这么长时间了。”

　　第二天，又是照旧折腾了一天，晚上回家又是9点来钟，然后是第3天，第4天，一共连续6天。

　　“为什么大家不去综合医院?因为儿童医院确实医疗水平和就医环境都不错，而许多综合医院没有单独的儿科急诊，儿童和大人一起排普通急诊会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。”邓敏由此感受到了一位普通母亲的无奈，“现在是儿童专门医院数量太少，所以都拼命往一个地方挤，儿童看病难的问题亟待解决!”

　　对比起在北京看病的遭遇，尽管百费周折，总算看的的专业的儿童医院，之后的经历，更是苦不堪言。

　　小泓辉病好之后，随母亲回到温暖的三亚。12月份的一天傍晚，他再次突然发起高烧，晚上7点，邓敏和爱人抱着孩子赶到三亚妇幼儿童医院，因为根据在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经验，孩子一定要去专科医院看病。可是到了才知道，这家医院竟然“没有夜诊”，他们又不得不跑到三亚人民医院。

这不但是综合医院，而且“两个小医生，竟然在给200多个等待的病号看病，看的是全科，什么病都有。”邓敏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　　好不容易排到了，“大针头那个粗啊，是给大人用的。”小泓辉哭得声嘶力竭。回到家，半夜又发起了高烧，无奈之下，邓敏想起了家里有的儿童退烧药：尼美舒利：“用它先对付一下，到天亮就去医院。”她说：“没想到这个后来被曝光的夺命药，吃下去没多时，孩子浑身发紫，像中毒了一样。”邓敏夫妇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，万幸孩子被抢救了过来……

　　“近年来，在儿童看病就医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，家长喊难：挂号难，住院难，进儿童专业医院难，看专家更难;医生也喊难：不停加号，24小时门急诊、双休日也要连轴转，但仍有看不完的病人。这种现象，有人称之为“儿童看病似打仗，挂号如春运潮，输液像流水线”。透过这些现象，反映了当前我国儿童看病就医供需矛盾非常突出，儿童专科医疗服务明显不足的问题。”于是，邓敏开始酝酿就有关问题写成提案上交给全国“两会”。

　　她经过了一番认真的社会调查，请教了多位儿童医学专家之后写出提案，建议国务院交发改委、卫生部、教育部、住建部、财政部、妇联、计生委：“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缓解我国儿童就医难”，多建儿童专科医院;加大培养儿童专业从业人员;政府给力地方儿童专科医院建设。对于长期以来到大医院“扎堆”看病的不堪状况，邓敏还建议：再多开展一些医疗科普教育和社会宣传，引导家长小病携童就近就医。

　　邓敏感叹：“孩子才1岁多，我就已经在操心他上幼儿园的事。我家附近幼儿园很少，得赶紧去排队。排不上到时很麻烦，有的幼儿园入园就要交几万元赞助费。现在幼儿园办这个班那个班，收费都很贵。家长还得给老师送红包，你不送心里就不踏实，担心孩子得不到很好照顾。”

　　从自己的“政协宝宝”，邓敏想到全国无数个家庭的宝宝;从自己当母亲的经历，邓敏想到无数妈妈的艰辛。她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里呼吁加快解决孩子入园难等“儿童民生”问题。

　　“除了孩子看病难、入园难之外，奶粉问题也是所有妈妈关注的问题。说实话，我给孩子买的也都是进口奶粉。谁不爱国?谁不想买国货呢?可严酷的现实令母亲们痛心!这些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老百姓的难处。”无疑，通过自己的宝宝，她想到了全国无数个家庭的无数个宝宝。邓敏说，从2010年开始，她便开始撰写关于医卫和幼教问题的提案，并将陆续提出相关民生和文艺改革提案。

　　“我虽然有自己的汽车和司机，但是，我渴望做一个生态环保和低碳生活的先行者。为此，几年来，外出开会、办事、购物或健身，我挤过上下班高峰时间段的地铁，也挤过二环上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。”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邓敏，为此提出了关于恢复城市自行车专用道、发展立体公共交通等相关提案，受到了高度重视。

　　在提案中，她写道：“从自行车时代升级换代到汽车时代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。但汽车在给人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，如环境污染、能源危机、交通拥堵等。”建议以国家立法的形式，保护自行车道的专用权，形成自行车专用道通行网络。同时，国家要对城市自行车道建设加以明确，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，以防止其随意变通。“为了保证自行车有一个良好的骑行环境，需要有一套健全的措施。一是完善并改进现有的自行车存放设施，二是完善并改进自行车租赁服务，三是整顿自行车市场环境。”她建议，开展自行车出行日(简称“无车日”)，形成良好的自行车出行条件，让更多人加入到自行车出行的行列，减少机动车对城市的污染，减少城市交通堵塞。

　邓敏告诉记者，从本质上讲，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一名普通老百姓，所以更应为普通老百姓说话：“比如说，北京的生活压力之大，我就深有体会。很多年轻人不敢要孩子，像我也是到了40岁才敢要孩子，以至于成为高龄产妇。”

　　手记：

　　在采访过程中，邓敏时而蹙眉思索、时而扬眉畅叙，但脸上始终洋溢着阳光和笑容。她说，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文艺工作者，为文艺改革创新发展而谋略是职责使然;而作为一名政协委员，为“关注民生、改善民生”进言献策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。“我会持续不断地多做调查研究，多写提案，多提建议。希望有一天，咱们中国的奶粉也能让全世界的妈妈抢着买，咱们中国的妈妈养育孩子的时候更加放心，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的更加美好幸福。”

　　成功之道：

　　如果不是碰上被誉为“汉剧梅兰芳”的陈伯华先生，也许当年学音乐的邓敏就将在幕后为戏曲伴奏一生。幸运的是陈伯华看上了邓敏“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有灵气，有悟性，觉得有这样的条件不学表演终究是个浪费”，于是劝邓敏改学汉剧表演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在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和黄玲玲、吴绍毓等老师指导下，学习汉剧青衣和武旦的邓敏演艺与日俱增。6年学成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武汉汉剧院青年演员，又随京剧名家郑丹学习京剧武生。